丘隅意见 (明)乔世宁 撰
自注疏成,而汉注废矣;自大全成,而宋注又废矣。故类书者僻方初学之便,无闳览慎思之益也。
今字学不讲,点画失据,朝廷诰制独用中书字体,古法帖遂尽弃不行。
《洪武正韵》又止用于章奏,而生徒未尝遵守,学官无所驳正,甚非所以广同文之化也。
故字学宜以唐《石经》与《正韵》为法,而诗赋家亦宜以正韵与唐礼部韵并行也。
古人制作,事事精于后人,惟历法则后日益精详。
内六卿分职守令,则六卿之责皆萃焉。
外三司分职守令,则三司之责皆萃焉。
故非才识不可以漫授,非久任不可以责成。
今既不择人又不久任,故日益贪肆无忌,百姓日嗷嗷难堪矣。
古者大行有大谥,小行有小谥,盖当实示训且劝惩在也。
今制官非翰林者不得谥,文则已不得其情矣。
又必待其子弟乞请而后得之,则又非所以示公也。
惟当令礼部以大臣,宜得者即疏请,下部院核实,与九卿翰林博议,然后断自圣裁而赐之。
其子弟不敢乞请,不当与而乞请者亦必不行,庶几昭天下之大公,而激劝臣节者不小矣。
古者《尔雅》列诸小学,益识名物便训诂,自童于始也。
《释名广雅》、《尔雅翼》、《独断古今注》诸书,皆《尔雅》之绪余也。
今士习草略登仕太易,五尺童子即记诵陈言,以幸一旦之遇,而古今名物无一识者。
此习俗之大患,士所以鲜经世之学也。
洪武时,用税户人才,始严震直、沈玠之类,即汉赀郎之意也,与近时入粟买官者殊矣。
今天下民贫极矣。
窃观民所由贫者,五水旱一也,遇盗贼起者二也,赋役日繁重三也,吏贪暴四也,风俗侈五也。
水旱者,天也;盗贼者,不可豫谋者也。
赋役亦有必不可已者。
救时急务,惟惩贪禁侈而已。
俗侈起于京师,吏贪始于上官。
今戚里仿大内,大家仿戚里,众庶仿大家,习以成风,传式海内。
故京师不禁而欲禁四方,法未有能行者也。
自守令以上至于藩臬,又至于卿寺,皆递相贿赂,以求迁补。
故不禁上官而禁小臣,法未有能行者也。
故谚曰:“得诏书但挂壁。
”其此之谓哉!
考《会典》所载屯粮,当天下赋税十之三四。
以今事势观之,则可行于腹里卫所,而极边卫所未能尽举也。
盖虏势日益猖獗矣。
战士不解甲而卧,即有田安得耕?且牛种器具何给也?即能尽给之,乘间而耕,亦不过充虏马一夕之秣耳。
故极边屯田未可尽举也。
司马光曰:“天下之财,不在官则在民。”今上不在官,下不在民,盖尽归权臣之家矣。此韩非所谓中饱者也。中饱者必病痞塞,谓上下不通也。
往年边士戕主帅,其渐不可长也。
始见于甘州,再见于大同,顷南亦又见告矣。
苏州、山西者逆事已着,幸不流血公庭耳。
夫朝廷以名义法纪治天下,若是者尚有名义法纪邪?故当事者日益难处,养奸则国纪大削,伸法则事变立起。
于是苟且姑息之习多,励精明作之政难矣。
近时,上官鲜综核之法,下吏多苟简之政,议者谓官不久任是矣。
然未究其本也,何也?久任之法,在上不在下,在近不在远。
今自卿寺以上,阅官如传舍,阙一官必补一官,循其资品以递相迁补。
若是则久任,法安可行乎?故曰:“在上不在下,在近不在远。
”
国初盐法主于纾边急,非必尽笼天下之利也。
其始商人输米不多,获利甚大,故商贾得厚利,九边恃缓急,祖宗大计也。
自余盐之议行,而盐法坏矣。
顷者,余盐之外,名目复有四五,而盐法益大坏矣。
盖行盐之地犹故也,食盐之人又犹故也。
而盐出者日益多,盐安得不贱?贱则不售,不售则商人失利。
故虽有边急,商人不乐中纳,此盖法意失而缓急不可恃矣。
苏氏谓事有千百之患,以目前小有利而为之者此也。
往者论盐法之弊,率谓豪势者占中卖窝。
今遇召纳之时,应命者常不及数,求卖窝者而不可得矣。
边事尚何赖邪?
蕃人以茶为命,中国以茶易马,非徒资战用,且以制其死命也。
国初立金牌之制,名曰差发马,所以尊朝廷体统最善也。
乃后蕃族日有变易,金牌之制难据矣。
于是有轮年招易之规。
招易者即互市之遗意也,此于体统已失矣。
顾自正德后废给银之令,行抽分之法。
于是官商皆得易马,而善马尽易于商茶矣。
夫抽分法偶因官帑,一时之匮暂为权宜之处耳。
乃至今循而不改何哉?
晁错谓中国之长技五,匈奴之长技三。
今虏则兼中国之长技矣。
昔不知攻城,今能攻城矣;昔不习步战,今能步战矣;昔不用银币,今其俗贵银币矣;昔遇人无生还者,今见少壮者即掠之去矣;昔不知文儒,今喜文儒信用矣。
此其志安可量也?
汉儒所言即可行,所学即可用。
贤良文学时与诸大夫廷论可否,计匈奴则绌,丞相议盐铁则绌大。
夫盖学出专门,人有定见也,此岂唐宋士所有哉?国朝士所学非所用,所用非所学,其英华者即唐之溺于词章矣。
其好名者即宋之袭谈性命矣,然实效则不逮汉儒远矣。
汉开河西五郡号曰断匈奴右肩,国家河西五郡如汉时,而京东又有朵颜三卫,则虏之左右肩俱断矣。
此以形势制御之策也。
自俺答之横也,西并海西诸虏,又西破洮岷诸蕃,而虏全一右肩矣。
东收山后诸贼,又东结朵颜,则又全一左肩矣。
故虏益盛,边陲日益多事,盖其势然也。
谋国者皆曰:“倭寇东南,虏患西北。
”然此外虞易计也。
今导倭者漳人也,导虏者边人也,吾不能自有其民,使其叛而导倭导虏焉。
是则大可虑者矣。
今内地盗贼在在有之,若迫于饥寒聚,而苟一日之生者犹不难处也。
顾今号为白莲、玄狐、黄羊,教者皆挟妖术以诱惑愚民如往时。
干州曹县者不可畏邪?今其徒日益延蔓,百姓不敢告,有司不敢发,是隐忧深,祸不知何所极也。
边事之坏极矣,其大者有五功,罪不实一也,赏罚不信二也,刍粮不得实惠三也,按伏修边冒破四也,文移牵制失事几五也。
而功罪不实为大,功罪不实则迹涉欺罔,而士萌幸心,豪杰解体矣。
国初重兵聚京师,天下有事,外兵不能制者则出京军讨之,谓之天兵。
顷者,虏一犯京师辄多调边兵入卫,恐边兵之轻京师也。
即不得已则调山西、辽东者入援可也,又不得已则调及延绥。
若宁夏则已远,况甘肃远在万里者乎?不然暂以边兵入卫,而亦暂出团营兵分戍诸边,即一二年而营兵与边兵同矣。
今营兵多而不练,虚费无益,顾令边兵轻京师,岂国家之利哉?
选贡法所以及时用才也。
三途并用,法所以激劝吏治也。
自学校士多,于是岁贡者多衰老之人。
自进士科重,于是科贡者无自信之志,豪杰所为孤愤而太息也。
余以为先选贡而后可以行三途,积十余年而后可以见成效。
论治安者无逾于此矣。
今天下田粮诡寄欺隐之弊日甚矣。
富者或坐享无税之田,而贫者多空输无田之税。
富者税少则差轻,故益富;贫者税多则差重,故益贫。
此不均之弊也。
欲救今日之弊,使贫民实受其惠,其惟均地均粮乎?
宁夏隔黄河策应亦难,榆林经沙漠输免不易。
河西又孤悬万里之外,虏数扼其吭而困之。
遂至商旅不行,城门昼闭,此可不为寒心哉!十年以来,三边徭赋驿传率并加于西凤汉中三郡。
三郡之民日益困瘁,流离无复生人之乐矣。
自边粮纳价而边仓虚,自盐粮有包揽而虚出多守,臣所以忧困乏而难接济者此也。
白渠不引泾水,故水利不多;不开三门津月河,故舟楫不通,关中所以忧岁荒而难生计者此也。
大宁者,膏沃阨塞要地也,故设一都司守之。
自都司移于保定也,而大宁故地尽弃之朵颜,朵颜虽内属而阴持两端。
往岁虏自喜峰口潮河川诸处直犯京师,其经由皆从朵颜三卫地,实朵颜人导之也,此真肘腋之患也。
而真、保定又有散处达官达舍,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,皆不可不深虑而预防也。
今进士科太重矣。
欲矫其弊,即不得行三途并用法。
则莫若减进士名数,至于极少,或增而至于极多,少则一科不过三、四十人或百人而止。
夫进士少,则内外诸官不免用科贡之土,即使抚按所举与部院所陟,尽进士也。
而科贡之举而陟者,亦参半焉。
何也?科贡人多故也。
况进士者又未必尽举陟乎?多则一科五六百人或至七八百人。
夫进士多,则内外诸官大率皆进士之科得之者易,而视之者轻矣。
用之者多,而不才者亦不少矣。
即使抚按所举与部院所陟,亦尽进士也。
而进士之劾而黜者,亦参半焉。
何也?进士人多故也。
况科贡者又未必尽劾尽黜乎?如是则虽不行三途法,亦自无偏重之患,资格之弊,而举劾黜陟无不公,士风吏治无不兴矣。
今天下法多废格,拟议失伦,非其智弗逮也。
大率是非违于利害,事几蔽于嫌疑,执守夺于权势,出入乘于喜愠,深文起于矜名,厚诬失于偏听。
有一于此,法无弗敝矣。
律可以兼六经,六经不可以兼律。盖律者六经之权也,故曰:“《春秋》者经中之律,律者法中之经,皆圣人精意之所在也。”
今边议十九,及于长城必曰:“干沟涧未尽城。
”又曰:“青沙岘不可城。
”然虏一大举即决墙,夷堑长驱而入,不必干沟与青沙岘也。
故筑城乘障者,为传警清野之赖耳,非万全决胜之策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