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中俄伊犁交涉始末》 清 罗惇曧
同治十年，西域回部叛，俄人以接壤故，藉代守之名，举兵占伊犁全境，设官治之。
时新疆做扰，方用兵，未暇问俄。
洎光绪四年，回乱平。
五年四月，以吏部侍郎崇厚，为出使俄国大臣，朝议索伊犁。
乃以崇厚为全权大臣，便宜行事。
旋转官左都御史。
崇厚既懵于外事，以奉朝命索还伊犁。
俄人但许见还，其他皆非所计，遂与订新约十八条。
其第六款：“俄既归还伊犁，中国愿给俄国银五百万罗布。
”第七款：“伊犁既还中国，当以可西河之西，及丽山之南之地，以至于底克斯河，尽让与俄。
”第十款：“除喀什噶尔及库伦两地，已照先立和约，俄国立有领事外，今议定在嘉峪关、科布多、哈密、吐鲁番、乌鲁木齐、库车各地，各再设立领事。
”第十二款：“蒙古天山南路、天山北路等，俄商货物往来，无庸付税。
”第十四款：“凡俄商贩运货物至张家口、嘉峪关、天津、汉口等处者，可过同州府、西安府、汉中府各路。
其将中国货物运入俄国，亦由此路。
”约文咨送回国，朝野骇然。
谕旨言：“若照所拟条约所损已多，断不可行。
口岸既多，与华商生计大有妨碍，允行则实受其害。
先允后翻，则曲仍在我。
应设法挽回，以维全局。
”修撰王仁堪，庶吉士盛昱，交章论劾，朝士激昂议战。
洗马张之洞疏言：“新约十八条，他姑勿论，其最谬妄者：如陆路通商，由嘉峪关，西安、汉中、直达汉口。
秦陇要害，荆楚上游，尽为所据。
马头所在，支蔓日盛，消息皆通，边圉难防，堂奥已失，不可许者一。
东三省国家根本，伯都讷吉林精华，若许其乘船至此，即与东三省全境任其游行无异。
陪京密迩，肩背单寒，是于绥芬河之西，无故自蹙地二千里。
且内河行舟，乃各国历年所求而不得者，一许俄人，效尤踵至，不可许者二。
朝廷不争税课，当恤商民。
若准、回两部、蒙古各盟，一任俄人贸易，概免纳税，华商日困犹末也；以积弱苦贫之蒙古，徒供俄人盘剥，以新疆巨万之军饷。
徒为俄人缓输，且张家口等处内地，开设行栈，以逐渐推广，设启戎心，万里之内，首尾衔接，不可许者三。
中国藩屏，全在内外蒙古，沙漠万里，大所以限夷狄。
俄人即欲犯边，迤北一面，总费周折。
如蒙古全部供其役使，彼更将重利以啖蒙古。
一旦有事，音信易通，必撤藩屏，为彼先导。
不可许者四。
条约所载，俄人准建卡三十六，延袤广大。
无事而商往，则讥不胜讥；有事而兵来，则御不胜御。
不可许者五。
各国商贾，从无许带军器之例。
今无故声明，人带一枪，其意何居？若有千百为群，闯然径入，是兵是商，谁能辨之？不可许者六。
俄人商税，种种取巧，若各国希冀均沾，洋关税课，必然岁绌数百万。
不可许者七。
同治三年，新疆已经议定之界，又欲内侵，断我入城之路。
新疆形势，北路荒凉，南城富庶。
争硗瘠，弃膏腴，务虚名，受实祸。
不可许者八。
伊犁、达尔布、巴哈台、科布多、乌里雅苏台、咯什噶尔、乌鲁木齐古城、哈密、嘉峪关等处，准设领事官，是西域全疆，尽归控制。
有洋兵斯有洋商，有洋商斯有洋兵。
初则夺我权势，继则反客为主，驯至彼有官而我无官，彼有兵而我无兵。
且各国通例，惟沿海口岸，准设外邦领事。
若乌里雅苏台、科布多、乌鲁木齐古城、哈密、嘉峪关，乃我境内。
今日俄人作俑，设各国援例，将十八省腹地，均布洋官，又将何以处之？不可许者九。
名还伊犁，而三省山岭内，卡伦以外，盘踞如故。
据高临下，险要失矣。
割霍尔果斯以西，格尔海岛以北，屯垦无区，游牧无所，地利尽矣。
金顶寺又为俄人市廛，现与约定俄人产业，不更交还。
是伊犁一线东来之道，必穿俄巢，出路绝矣。
寥寥遗黎，彼必尽迁以往，人民空矣。
掷二百八十万有用之财，索一无险阻，无地利，无出路，无人民之伊犁，将焉用之？不可许者十。
俄人之索，可谓至贪至横；崇厚之许，可谓至愚至谬。
皇太后、皇上赫然震怒，遣使臣，下廷议，可谓至明至断。
上自枢臣、总署、王大臣，以至百司庶官，人人皆知其不可，所以不敢公言改议者，诚惧一经变约，或召衅端。
然臣以为不足惧也。
必改此议，不能无事。
不改此议，不可为国。
请言改议之道，其要有四：一曰计决，二曰气盛，三曰理长，四曰谋定。
何谓计决？无理之约，使臣许之，朝廷未尝许之．崇厚误国媚敌，擅许擅归，国人皆曰可杀者也。
伏望拿交刑部，明正典刑。
治使臣之罪，则可杜俄人之口。
按之万国公法，既有不准违训越权之例，复有臣执全权，可否仍在朝廷之条，正与崇厚不遵密函，不请谕旨之罪相合。
耆英之案，成宪昭然。
故力诛崇厚，则计决。
何谓气盛？俄人欺我使臣软懦，逼胁划押，施一偿百，意犹未餍。
不料俄罗斯然大国，乃至出此！不特中国愤怒，即环海各国，亦必不直其所为。
至俄使不待定约，声明归国，外洋亦无此例。
况凯汤德系署理公使，岂能径归？其为恫吓无疑。
情形显然，尽可听其去留，不必过问。
莫如明降谕旨，将俄人不公平，臣民公议不愿之故，布告中外，行文各国，评其曲直。
兼嘱各国，将我国家情理兼尽之处，刊诸新闻纸。
明谕边臣，整备以待。
据众怒难犯之情，执万不可从之志，俄国虽大，自与土耳其苦战以来，师老财竭，臣离民怨。
近闻其国君有防人行刺之举，若更渝盟犯顺，图远劳民，必且有萧墙之祸，行将自毙，焉能及人？故明告中外，则气盛。
何谓理长？种种要挟，皆由伊犁而起。
若尽如新约，所得者伊犁二字之虚名，所失者新疆二万里之实际。
而每年尚须耗五百万饷需，以供边师防军建城开屯之用。
是有新疆尚不如尤新疆也。
索伊犁而尽拂其请，则曲在我。
置伊犁而仍肆责言，则曲在彼。
况使臣画押，未奉御批示覆，一如载书未歃血，岂足为凭？俄人理屈词穷，焉能生衅？故缓收伊犁则理长。
何谓谋定？俄人而讲信义，兵端可以不开。
若俄人必欲背公法，弃和好，设防之处，大约三路：一新疆，一吉林，一天津。
左宗棠席屡胜之威，兵素强。
金顺、刘锦棠、锡纶、张曜，亦皆战将以静待动，俄人必败。
遏其归路，则彼将只轮不返。
若出吉林边地，辽东山谷丛集，其地去俄二万余里。
悬军深入，馈饷维艰，不能用众。
特简兼资文武之将帅，畀以重权，资以臣饷，分南北洋海防之费，为经略东三省之资。
命左宗棠、金顺，选籍隶东三省知兵之将官数人，速来听用。
招集索伦吓津打牲之众，教练成军，其人素性雄勇，习与俄斗，定能制胜。
即小有挫衄，坚守数月，必委而去。
天津一路，逼近神京，然俄国兵船，扼于英法公例，向不能出地中海。
即强以商船载兵而来，亦非若西洋有铁甲等船者比。
李鸿章高勋重寄，岁縻数百万金钱，以制机器，而养淮军，正为今日，若并不能一战，安用重臣？伏请严饬李鸿章，谕以计无中变，责无旁贷，及早选将练兵，仿照法国新式，增建炮台。
战胜酬以公侯之赏，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罪。
设使以赎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，雇募西洋劲卒，亦必能为我用。
俄人蚕食新疆，并吞浩罕，意在拊印度之背，不特我之患，亦英之忧也。
李鸿章若能悟英使辅车唇齿，理当同仇。
近来之立功宿将，如彭玉麟、杨岳斌、鲍超、刘铭传、善庆、岑毓英、郭松林、喜昌、彭楚汉、郭宝昌、曹克忠、李云麟、陈国瑞等，或回籍，或在任，酌量宣召来京，悉令其详议筹策，分驻京、通、津站，及东三省，以备不虞。
山有猛虎，建威销萌，故修武备则谋定。
臣非敢迂论高谈，以大局为孤注。
惟深观事变，日益艰难。
西洋挠我政权，东洋思启封疆，今俄人又故挑衅端，若更忍之让之，从此各国相逼而来，至于忍无可忍，让无可让，又将奈何？无论我之御俄，本有胜理。
即或疆场之役，利钝无常；臣料俄人虽战，不能越嘉峪关，虽胜不能薄宁古塔，终不至掣动全局旷日持久，顿兵乏食，其势自穷，何畏之有？然则及今一决，乃中国强弱之机，尤人才消长之会，此时猛将谋臣，足可一战。
若再越数年，左宗棠虽在而已衰，李鸿章未衰而将老，精锐尽澌，欲战不能。
而俄人行将城于东，屯于西，行栈于北，纵横窟穴于口内外通衢，逼胁朝鲜。
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篱，而他日斗之于庭户，悔何及乎？要之武备者，改议宜备，不改议亦宜备。
伊犁者，改议宜缓，不改议亦宜缓。
崇厚者，改议宜诛，不改议亦宜诛。
此中外群臣之公议，非臣一人之私见。
独谋在疆臣；作气在百僚；据理力辩，在总理衙门；决计独断，始终坚持，则在我皇太后、皇上。
”奏入，谕大学士、六部、九卿、翰詹科道议奏。
是时方诏求言，士气奋发。
又值回部荡平，士夫多言兵可用。
乃争言战俄。
尚书万青藜，侍郎长叙、钱宝廉，司业周德润，少詹事宝廷、中允张楷，给事中郭从矩、余上华、吴镇、胡聘之，御史孔宪谷、黄元善、田翰墀、邓承修，员外郎张华奎、赞善、高万鹏，御史邓庆麟，侍读乌拉布、王先谦，编修于荫霖，御史叶荫，肃亲王隆{勤心}，检讨周冠，员外郎陈福绶，光后陈奏，大半主战。
谕一并付议，并命醇亲王奕讠，一同会议具奏。
崇厚不候朝命，擅自回京，诏褫职逮狱，旋定斩监候，中外骇愕。
按公法无全权定约后，罪其使臣者。
俄谓将决裂，欲以兵力迫挟，期约必成。
一等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纪泽，方奉使英法，至是改命使俄，另议条约。
俄兵舰已集辽海，乃命沿边江海备兵。
命北洋大臣李鸿章，简战舰于烟台大连湾。
彭玉麟、李成谋，简长江水师。
通政司刘锦棠，帮办新疆军务。
加吴大三品卿衔，赴吉林帮办防务。
起刘铭传、鲍超、曹克忠于籍，令治军。
诏求将才。
前出使英国大臣侍郎郭嵩焘，方引病在籍，至是疏言：“左都御史崇厚，在俄国立定条约十八款，不察山川扼要之形胜，不明中外交接之事宜，种种贻误，无可追悔。
然西洋各国，遣派使臣，相与议定条约，原应由政府核准施行。
是此案准驳之权，仍制自朝廷。
所有派遣各国使臣，凡两国交涉事件，应责成料理。
总理衙门可但谕饬驻俄公使，转达俄国外部：《伊犁条约》，暂缓核准，权听俄兵驻扎伊犁，以俟续议。
俄人虽甚猖獗，亦不能违越万国公法，以求狂逞。
只权应之一法，可以稍戢俄人之志。
即在我亦稍有以自处。
臣请统前后事情，分别陈之：一曰收还伊犁，应由甘督核议。
乾隆年间，戡定准回各部，设立各城驻扎兵弁。
外设屯卡，与各属部画分疆界。
百余年来，哈萨克、布鲁特诸部，日见衰微，其地多为俄人侵占。
又西灭浩罕诸部，与西域壤地，紧相毗连。
而自回疆叛乱二十余年，屯卡毁弃殆尽。
即令俄人缴还伊犁一城，清理疆界，极费推求。
陕甘督臣左宗棠，平日讲求地理之学，经营西域，已逾十年，形胜险要，为能详知。
并非数万里外遣一使臣凭空定议之事，臣所谓收还伊犁。
应由甘督核议者此也。
二曰遣使议还伊犁，当径赴伊犁会办。
俄人占踞伊犁时，但以保护疆界商民为言，原约中国平定西域，仍行退还。
是收还伊犁，并无他虑。
惟虑俄人索取兵费太多，此须至伊犁相度情形，乃可置议。
左宗棠以战功平定西域，不肯居赎回伊犁之名。
拣派大员会议，著紧亦专在此。
无舍伊犁而径赴俄会议之理。
即令议办已有端绪，应遣使赴俄定约，亦必须由肃州取道伊犁，兼与左宗棠商定一切。
臣在伦敦，日本遣使恩倭摩的赴俄议换库页一岛，即所谓虾夷岛也。
在该岛争持多年，乃遣使赴俄计议。
其使臣即由库页岛径达黑龙江，取道伊犁，绕乌拉岭赴俄。
为其水陆交通险隘形胜，及其兵力所注，非身亲考览，无由知也。
俄酋高福满，驻扎伊犁，兼统浩罕诸部。
其与崇厚议还伊犁，二万里调高福满回国会办，此在中国关系绝大。
而俄人则进退皆利，无关得失之数，而其任劳核实如此。
臣所谓遣使议还伊犁，当径赴伊犁会办者此也。
三曰直截议驳《伊犁条约》。
当暂听从驻扎，其势万不能急速收还。
臣查天山南北两路，所以号称肥饶者，正以河道纵横灌输之故。
俄人所踞西伯利亚一万余里，并属荒寒之地。
近来侵夺塔什干、浩罕诸部，蓄意经营。
前岁见俄国新报，言其提督斯威哲尔，探寻巴米尔郎格拉湖一带，报称喀拉库拉湖至阿克苏，有通长不绝河源，深入俄国荒漠之地，为历来人迹所未到，举国相为庆幸。
其睨视西域，蓄谋已深。
伊犁一城，尤为饶沃。
自伊犁河以南曰哈尔海图，产铜；曰沙拉博和齐，产铅；其北山曰空鄂尔峨博，产煤；曰辟里箐，产金；曰索果，产铁；往时河南设有铜厂，铅厂，并近距特克斯河，而办理不甚如法。
山北煤铁各厂，则尚未开采。
西洋人群视为上腴之地。
伊犁所设九城，专驻兵弁，其膏腴并在河南山北。
西至霍果斯，亦设有一城，距伊犁不逾百里。
所设额尔齐齐罕诸卡，皆在五百里以外。
今画分霍尔果斯河属之俄人，则伊犁一河，亦截去四分之三，而五百余里之屯卡，皆弃置之矣。
画分特克斯河属之俄人，则旧设铜铅各厂，亦与俄人共之。
而特克斯河横亘天山以北，其南直接库车拜城，声气皆致阻隔。
所设屯卡，直达特克斯河源，皆弃置之矣。
塔尔巴哈台，距伊犁东北，尚在千里以外，闻亦有画归俄人之地。
以一城孤悬浮寄，尽割置其膏腴之地，名为收还伊犁，而实弃之。
此时置议，较之从前，其难万倍。
当据万国公法，由国家径行议驳，无可再行商办之理。
以此时蠲弃伊犁，与收还伊犁，其势并处于两穷。
惟有申明权听驻扎，以杜其狡逞之心，而仍以从缓计议，稍留为后图，庶自处于有余之地，而亦有余地以处俄人。
臣所谓直议截驳《伊犁条约》，暂听俄人驻扎者此也。
四曰驻扎英法两国公使，不宜遣使俄国。
西洋各国，互相联络，各视其国势缓急轻重，与其恩怨，以为之程。
数百年来，攻伐兼并，事变百出。
而目前大势，则英法两国为私交，俄德两国为私交，德与法仇恨方深，英与俄尤为累世积怨，其心意所向背，即其喜怒好恶，亦皆为之转移。
臣尝谓英法共一公使，俄德亦当共一公使。
凡为公使驻扎，非但以虚名通两国之好而已，实有维持国体之责与商造事件之权。
遣使会议，当在伊犁。
而其难通之情，与其两不相下之势，由驻俄公使，达之俄国朝廷，以持其平而分其责。
此亦万国公法所当准情据理，通论其节要者。
似此加派使臣，改议已定条约，恐徒资俄人口实，以肆行其挟制之术。
俄国新报，已言《伊犁条约》，由英人播弄翻悔，亦可窥见其用心矣。
臣所渭驻扎英法两国公使，不宜遣使俄国者此也。
五曰定议。
崇厚罪名，于例本无专条，亦当稍准万国公法行之。
臣查崇厚贻误国家，原情定罪，无可宽假。
然推其致误之由，一在不明地势之险要，如霍尔果斯河，近距伊犁，特克斯河，截分南北，两路均详在图志，平时略无考览，俄人口讲指画，乃直资其玩弄。
一在不辨事理之轻重，其心意所注，专在伊犁一城，则视其种种要求，皆若无甚关系，而惟惧缴还伊犁之稍有变更。
一在心慑俄人之强，而丧其所守。
臣奉使出洋，以崇厚曾使巴黎，就询西洋各国情形，但言船炮之情，兵力之厚，以为可畏。
崇厚名知洋务，徒知可畏而已。
是知其势而不知其理，于处办洋务，终无所得于心也。
一在力持敷衍之计，而忘其贻害。
臣在巴黎，与崇厚相见，询以使俄机宜。
仅言伊犁重地，岂能不收回。
臣颇心怪其视事之易，而亦见其但以收回伊犁为名，于国事之利病，洋情之变易，皆在所不计。
故常以谓于西洋交接，亦当稍求通悉古今事宜，中外情势，而后可以应变。
是以崇厚之罪，人能知而能言之。
而当定议条约之时，崇厚不能知也。
参赞随员，亦皆不能知也。
置身数万里之遥，一切情势，略无知晓，惟有听俄人之恫吓欺诬，拱手承诺而已。
朝廷以议驳条约，加罪使臣，是于定约之国，明示决绝，而益资俄人口实，使之反有辞以行其要挟。
崇厚殷实有余，宜责令报捐充饷赎罪，而无急加刑以激俄人之怒。
即各国公论，亦且援之以助成俄人之势。
臣所谓定议崇厚罪名，当稍准万国公法行之者此也。
六曰廷臣主战，只是一隅之见，亟宜斟酌理势之平，求所以自处，而无急言用兵。
臣查西洋构患以来，凡三次用兵。
广东因禁烟，宁波天津因换约，皆由疆臣措置失宜，以致贻患日深，积久而益穷于为计。
然其时中外之势，本甚悬绝，一切底蕴，两不相知，徒激于廷臣之议论，愤然求一战之效。
至今日而信使交通，准情处理，自有余裕。
俄人之狡焉思逞，又万非比英法各国，专以通商为事。
衅端一开，构患将至无穷。
国家用兵三十年，财殚民穷，情见势绌，较道光咸丰时，气象又当远逊。
俄人蚕食诸回部，拓土开疆，环中国万余里，水陆均须设防，力实有所不及。
即使俄人侵扰边界，犹当据理折之，不与交兵角胜。
何况以伊犁一城，遣使与之定议，准驳应由朝廷。
纵彼以兵力要挟，亦可准度事势之宜，从容辨证，何为贸然耀兵力以构衅端，取快廷臣之议论。
臣所谓廷臣主战，只是一隅之见者此也。
窃以为国家办理洋务，当以了事为义，不当以生衅构兵为名。
名之所趋，积重难返，虽稍知其情状，亦为一时气焰所慑，而不敢有所异同。
臣之愚昧，直知今日之急务，固不在此。
应恳饬令驻俄使臣，转达俄国外部，以伊犁一城，为天山南北两路关键，中国必待收回。
而此次崇厚所定条约，万难核准。
所有俄兵驻扎伊犁，应暂无庸撤退。
从前喀什噶尔，曾经与俄通商，应否照旧举行之处，由陕甘督臣左宗棠，与俄国督兵大臣，会商核办，以期妥善，毋得轻易率请用兵，致失两国交谊。
开诚布公，正辞明辩，或冀挽回万一。
以后与俄人交涉，亦可于此稍得其端倪。
关系大局，实非浅鲜。
臣以庸愚，奉使无状，万口交谪，无地自容。
积年以来，心气消耗，疾病日增。
里居逾岁，足迹未尝一出门户，自分衰病余生，无复犬马图效之望。
而轸念时艰，重以崇厚之昏庸，贻误多端，几至无可补救。
臣粗有所见，诚知一时公论，于此必多牾。
然求之事理，征之史策，准之国家之利病，验之各国之从违，允宜及早断行，以免多生枝节。
为时愈久，议论愈繁，则益难于处理。
是以不避诟讥，而终甘缄默。
谨略献其愚忱，上备圣明采择。
”谕旨：“郭嵩焘所奏，不为无见。
前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奏明将俄国约章。
分别可行不可行，咨行曾纪泽遵办。
原就已定之约，权衡利害，以为辩论改议之地。
第思俄人贪得无厌，能否就我范围，殊不可必。
此时若遽责其交还伊犁全境，而于分界通商各节，未能悉如所愿。
操之太蹙，易启衅端。
若徒往返辩论，亦恐久无成议。
曾纪泽前往俄国，当先将原议交收伊犁各节，关系中国利害，碍难核准之故，据理告知，看其如何答复。
如彼以条约不允，不能交还伊犁，亦只可暂时缓议，两作罢论。
但须相机引导，归宿到此，即可暂作了局。
惟不可先露此意，转使得步进步，别有要求。
至旧约分界通商事宜，应修约章，本与交收伊犁之事，不相干涉。
俟事定之后，当再令左宗棠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分别办理。
此意亦可向俄人告知也。
”曾纪泽既奉使命，未至俄。
以崇厚遽拟大辟，俄人大怫，恐交涉无从转圜，请贷其死。
谕言：“崇厚违训越权，所议条约，诸多窒碍。
经廷臣会议罪名，定以斩监候，实属罪有应得。
乃近闻外论，颇以中国将崇厚问罪，有关俄国颜面。
此则大非朝廷本意。
中国与俄国和好，二百余年，实愿始终不渝，无失友邦之谊。
崇厚奉命出使，于中国必不可行之事，并不向俄国详切言明，含糊定议，罪由自取。
朝廷按律惩办，以中国之法，治中国之臣，本与俄国不相干涉；第恐远道传闻，于中国办理此案缘由，未能深悉，或因误会而启嫌疑，未免有妨睦谊。
兹特法外施恩，将崇厚暂免斩监候罪名，仍行监禁。
俟曾纪泽到俄国后，办理情形若何，再降谕旨。
”著曾纪泽知照俄国，并告以为中国与俄国和好之据。
纪泽以朝论纷拿，虑轻议启衅，乃熟权情势，豫为论列。
疏言：“伊犁一案，大端有三：曰分界，曰通商，曰偿款。
筹办之法，亦有三：曰战，曰守，曰和。
言战者谓左宗棠、金顺、刘锦棠诸臣，拥重兵于边境，席全胜之势，不难一鼓而取伊犁。
似也。
臣窃以为伊犁地形岩险，攻难而守易，主逸而客劳。
俄人之坚甲利兵，非西陲之回部乱民，所可同日而语。
大兵履险地以犯强邻，直可谓之孤注一掷，不敢谓为能操必胜之权。
不特此也，伊犁本中国之地，中国以兵力收回旧疆，于俄未为所损；而兵戎一启，后患方长，是伊犁虽幸而克复，只可为战事之权舆，而不得谓大功之已蒇也。
俄人恃其诈力，与泰西各国，争为雄长，水师之利，推广至于东方，是其意不过欲藉伊犁以启衅端。
而所以扰我者，固在东而不在西，在海而不在陆。
我中原大难初平，疮痍未复。
海防甫经创设，布置尚有未周。
将来之成效，或有可观。
第就目下言之，臣以为折冲御侮之方，实未能遽有把握。
又况东三省为我根本重地，迤北一带，处处与俄毗连，似有鞭长莫及之势。
一旦有急，尤属防不胜防。
或者论俄多内乱，其君臣不暇与我为难。
臣则以为俄之内乱，实缘地瘠民贫，无业亡命者众也。
俄之君臣，常喜边陲有事，藉侵伐之役，以消纳思乱之民。
此该国以乱靖乱之霸术，而西洋各国之所稔知。
凡与之接壤者，因是而防之益严，疑之益深，顾未闻有幸其灾而乐其祸者，职是故耳。
又或者谓连结欧州各邦，足以怵俄人而夺其气。
是固欲以战国之陈言，复见诸今日之行事。
不知今日东西各国之君，非犹是战国时之君，各国之政，非犹是战国时之政也，各邦虽不尽民主，而政则皆于议院主持。
军旅大事，尤必众心齐一，始克有成。
今日之使臣，虽得辩如苏张，智如随陆，亦不能遍赴各国议院之人而说之。
即令激之以可怒，动之以可欲，一旦奋兴，慨然相助；试思事定之后，又将何以厌其求？曩者俄土之役，英人助土以拒俄，大会柏灵，义声昭著；卒之以义始者，实以利终，俄兵未出境，而赛卜勒士一岛，已入英人图籍矣。
况各邦虽外和内忌，各不相能，而于中华，则犹有协以谋我之势。
何也，一邦获利，各国均沾。
彼方逐逐耽耽，环而相伺之不暇，岂肯显违公法，出一旅以相助？是战之一说，今固未易言也。
言守者，则谓伊犁边境，一隅之地耳，多予金钱，多予商利以获之，是得边地而溃腹心，不如弃之，亦足守我所固有。
伏维我朝自开国以来，所以经营西域者至矣。
康熙、雍正之间，运饷屯兵，且战且守，边民不得安处，中原不胜劳敝。
而我圣祖世宗，不惮勤天下之力，以征讨之，良以西域未平，百姓终不得休息耳。
迨至乾隆二十二年，伊犁底定，西陲从此安枕，腹地亦得以息肩。
是伊犁一隅，固中国之奥区，非仅西域之门户也。
第就西域而论，英法人谓伊犁全境，为中国镇守新疆一大炮台。
细察形势，良非虚语。
今欲举伊犁而弃之，如新疆何！更如大局何！而说者又为姑纾吾力，以俟后图。
然则左宗棠等军，将召之使还乎？抑任其逍遥境上乎？召之使回，而经界未明，边疆难保无事。
设有缓急，不惟仓卒无以应变，即招集亦且维艰。
任其久留，则转饷浩繁，不可以久持也。
夫使岁费不资，而终归有用，犹之可也。
若竭天下之力，以注重西陲，历时既久，相持之势，渐有变迁，典兵者非复旧人，将帅之筹划不同，兵卒之勤懈不一，诚恐虚麋饷糈，仍归无用。
而海防之规模，亦因之不能逐渐开展，则贻误实大。
此固廷臣疆臣所宜及今妥筹全局，不可视为日后之事，而忽之者也。
我皇太后、皇上悯念遗黎，不忍令其复遭荼毒，遣派微臣，思有以保全二百年来之和局，则微臣今日之辩论，仍不外分界、通商、偿款三大端。
三端之中，偿款固其小焉者也。
即就分界通商言之，则通商一端，亦似较分界为稍轻。
查西洋定约之例有二：一则常守不渝，一可随时修改。
常守不渝者，分界是也。
分界不能两全，此有所益，则彼有所损。
是以定约之际，其慎其难。
随时修改者，通商是也。
通商之损益，不可逆睹。
或开办乃见端倪，或开办乃分利弊，或两有所益，或互有损益，或偏有所损，或两有所损。
是以定约之时，必商定若干年修改一次，所以保其利而去其弊也。
中国自与西洋立约以来，每值修约之年，该公使等必多方要挟，一似数年修改之说，专为彼族留不尽之途，而于中华毫无利益者。
其实彼所施于我者，我固可还而施之于彼。
诚能通商务之利弊，酌量公法之平颇，则条约之不善，正赖此修改之文，得以挽回于异日，夫固非彼族所得专其利也。
俄约经崇厚议定，中国诚为显受亏损。
然必欲一时全数更张，则虽施之西洋至小极弱之国，犹恐难于就我范围。
俄人桀骜狙诈，无端尚且生风，今我已定之约，忽云翻异，而不别予一途，以为转圜之路，中国人设身处地，似亦难降心以相从也。
臣之愚，以为分界既属永定之局，自宜持以定力，百折不回。
至于通商各条，惟当即其太甚者，酌加更易，余者似宜从权应允，而采用李鸿章立法用人之说以补救之。
如更有不善，则俟诸异日之修改。
得失虽暂未公平，彼此宜互相迁就，庶和局终可保全，不遽决裂。
然犹须从容辩论，虚与委蛇，非一朝一夕所能定议也。
俄约之准驳，应经廷臣分别奏明，而臣未至彼都，以先进通融之说，未免迹涉畏葸，以致物议沸腾。
顾臣窃思之，秉一定之规模，但责臣以传答两国之语言，胪列应驳之条，屡辩而力争之，事之成败，非所敢知。
是臣之责任，较轻于臣之私计。
伏念微臣世受国恩，滥跻卿贰，即使身在事外，苟有一知半解，犹宜尽献萏荛，以备采择。
况既膺使职，责任攸归，岂敢缄默唯阿，卤莽从事，自避嫌疑之谤，上贻宵旰之忧。
臣所鳃鳃过虑者，窃恐廷臣所议，除偿款以外，所有通商分界各条，逐条均须驳改。
在议者固属荡荡平平之道，堂堂正正之辞也。
然言经而不言权，论理而不论势，俄人之必不见矣，则不待智者而后知之。
如此则日后之事，不外三途：一曰俄人不允，则称干比戈，声罪致讨，此战之说也。
庙堂自有胜算，非使臣之所敢议也。
一曰俄人不允，则暂弃伊犁，存而不论，此守之说也。
是边界不可稍让，而全境转可尽让也，臣亦未敢以为是也。
一曰俄人不允，然后取现今之所驳者，陆续酌允，委曲求全，此和之说也。
然则目前之所驳，是姑就吾华之公论，聊以尝试之耳。
尝试不效，乃复许之。
此市井售物抬价之术，非圣朝所以敦信义，以驭远人之道也。
俄人本以夸诈为能事，若此时逐条驳改，日后又不得已而允，则将益启其狡谲之谋，且使西洋各国，从而生心。
诚恐此次伊犁约章，所挽回者无几，而从此中外交涉之务，议论日以滋多。
臣所以言分界之局，宜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，通商各条，则宜从权应允者，盖以准驳两端，均贵有一定不移之计，勿致日后为事势所迫，复有先驳后准之条。
此臣愚昧之见也。
事体如此重大，本非一人之见所能周知。
请旨饬下总理衙门、王大臣及大学士、六部、九卿原议诸臣，详细酌核。
臣行抵俄都，但言中俄两国，和好多年，无论有无伊犁之案，均应遣使通诚。
此次奉旨前来，以为真心和好之据。
至辩论公事，传达语言，本系公使职分，容俟接奉本国文牍，再行秉公商议云云。
如此立言，则入境或不致遂见拒绝。
至于约章如何辩论，计原议诸臣，此时必业经奏明准驳，知照前来，惟军国大政，所关实非浅鲜，似不厌再三详审，精益求精。
当俟廷臣细行商定之后，由总理衙门咨行到臣，始敢与该国平情争论。
若臣旨力争分界，酌允通商之说，稍有可采，则在廷诸臣，自必考究精详，斟酌尽善，乃定准驳之条。
即臣说全无是处，通商各条，必须全驳，臣俟接准总理衙门文牍，自当恪照指驳之条，逐一争辩。
臣自惟驽下，勉效驰驱，际此艰难，益形竭蹶。
惟有谨遵不激不随之圣训，殚竭愚忱，冀收得尺得寸之微功，稍维大局。
”又奏：“臣于光绪六年四月十七日，接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密电云：‘到俄先告以难准之故，如因条约不准，不还伊犁，大可允缓。
能将崇厚所议，两作罢论，便可暂作了局。
意在归宿到此。
惟勿先露旧约，通商、分界，俟后商办，亦可告知。
初五日有寄谕，先电闻’等因。
臣答电，谓：‘缓索伊犁，系最后一着，须说明是暂缓，非径让。
此亦西例也。
’等因，去讫。
窃思俄人趁我之索还伊犁，恣意要挟，索之愈急，则挟之愈多，暂置不论，自系权衡利害之轻重，而明绝其觎觊之心。
查西洋各国，每有因辩论之事，两国争持，不能平允，而又不欲轻于用兵，于是知照该国，且布告各与国，谓：‘某事本国未经应允，特以不欲用兵，姑从缓议。
’英人名此法曰：‘普噜太司特。
’无论强横无理之国，见有普噜太司特文牍，即应将所议之事，作为暂缓之局。
暂缓者，少则数月，多则数年，数十年，并无期限。
遇有机会，仍可将前事提出商论。
此固西人办理交涉事件之通例。
而中国于伊犁、琉球等案，皆可仿而行之者也。
臣折中以伊犁边界，不可稍让，全境转可尽让为疑。
如用普噜太司特办法，自可免弃地之嫌。
惟是伊犁一域，实我要区，暂置不论，终是未了之案。
况旧约亦有通商、分界诸事，虚悬未定。
是暂置伊犁。
而争论仍不能遽息者，在我本有万难遽息之势也。
臣愚以为缓索伊犁，姑废崇厚所定之约。
总理衙门所论意在归宿到此者，自系专指目前局势而言。
至于将来之归宿，似仍宜办到榷商，稍予通广。
伊犁全境归还，乃可真为了结。
臣未赴俄都，并非受俄人之挟制，而妄进通融之说，徒以揆度敌情，熟权事势，稍有所见，不敢不言。
请旨饬下原议诸臣妥议具奏。
臣到俄之后，即当恪遵奏定准驳之条，固执，不敢轻有所陈，不敢擅有所许。
啮雪咽旃，期于不屈而后已。
”谕言：“伊犁系中国土地，从前俄人只称代收代守，是尚不敢公然居侵占之名。
中国向其索还旧疆，本系名正言顺。
至通商一事，自当权其利害轻重，予以限制。
其必不可行者，亦未可迁就从事，致贻后患。
该少卿当就原约各节，妥慎办理。
如有应行量为变通之处，仍当随时察看情形，奏明请旨。
”纪泽既至俄，俄方遣前驻华使臣布策来华保定约。
纪泽请于俄外部，令布策折回，议于俄京。
既与外部大臣吉尔斯，副大臣热梅尼及布策，迭次会议。
俄言：“全权签约后，无再商者。
”纪泽言：“崇厚所许，大溢出朝旨之外，不能不酌改。
”俄言：“中国罪使臣，废成约，悖公法。
”纪泽言：“中国以使臣失职，悖朝旨，故罪之，无预外国事；旋虑碍贵国颜面，已释之矣。
”俄言：“中国备兵，将失和。
”纪泽言：“备兵非缘俄而起。
”俄言：“中国既备战，俄不得不遣兵，衅由中国起。
”纪泽言：“中国亦云尔，然两国方敦睦，不当有此言。
”俄谓纪泽“非全权。
”纪泽言“吾驻使，以有议约之权为断。
”逮俄既允议，纪泽所更实多。
俄谓“与全废约同，必不可。
”迭会议，均不决。
俄既迫愈甚，纪泽请于朝，谓“伊犁自我索之，今约不成，盍缓之，俟诸他日。
”报可。
纪泽既以为言，俄谓：“不索还，请使臣署约为信。
”纪泽谓：“吾特少缓之，俟贵国之转圜，各国原有此例。
若自我割地，吾何以对吾国人。
”俄许还地，索偿甚奢。
纪泽坚却之。
朝旨屡备兵，俄屡诘焉。
纪泽言：“设防非为备战，万难中止。
”俄言：“中国既备兵，我国不能不设备，他日兵费当取之中国。
”纪泽言：“未战而索兵费，古无此例。
若必索之，则中国宁一战而后偿，惟两国敦睦二百余年，不当出此。
”俄言：“中国不能守伊犁，俄代守之十年，既不我德，兵费尚靳之乎？”纪泽言：“俄厚谊还伊犁，偿款则可，不当称兵费。
”俄言：“二五之于十，又奚辩乎？”纪泽执不可。
久之互让步，乃于光绪七年正月，议定条约二十款，专条一，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款。
按崇厚原约收回伊犁地，广二百余里，长六百余里。
纪泽增索伊犁南境要隘各地，广二百余里，长四百里。
偿代守伊犁费及赔偿损失卢布九百万元。
伊犁西边地归俄管属。
自别珍岛山，顺霍尔果尔斯河，至该河入伊犁河汇流处，再过伊犁河，往南至乌宗岛山，廓里札特村东边，往南顺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定旧界，自奎峒山过黑伊鲁特什河，至萨乌岭，画一直线，由分界大臣就此直线，与旧界之间，酌定新界。
俄国照旧约，在伊犁塔尔巴哈台、喀什噶尔、库伦，设立领事官外，亦准在肃州（即嘉峪关）及吐鲁番两城，设立领事。
其余如科布多、乌里雅苏台、哈密、乌鲁木齐古城五处，俟商务兴旺，始行续议。
俄人在中国蒙古地方贸易，其蒙古各处及各盟，设官与未设官之处，均准贸易，不纳税。
将来商务兴旺方议税，则照纳。
俄商贩货，由陆路运入中国内地者，可照旧经张家口、通州、赴天津，或由天津运往别口及中国内地。
并准在以上各处销售。
俄商在以上各口及内地购货运送回国者，亦由此路。
并准俄商往肃州贸易，至关而止。
约既定，电请朝旨，允之。
自光绪五年至六年冬十二月，和约成，纪泽乃以所历曲折，列备陈。
疏言：“臣于七月二十三日，因俄国遣使进京议事，当经专折奏明在案。
八月十三日，接奉电旨：‘著遵叠电与商，以维大局。
’次日又接电旨：‘俄国日迫，能照前旨争重让轻固妙；否则就彼不强中国概允一语，力争几条，即为转圜地步。
总以在俄定议为要各等因。
钦此！’臣即于是日往晤署外部尚书热梅尼，请其追回布策，在俄商议。
其时俄君正在黑海，热梅尼允为电奏，布策遂召回俄。
嗣此往返晤商，反覆辩论，叠经电报总理衙门，随时恭呈御览。
钦奉迭次谕旨，令臣据理相持，刚柔互用，多争一分，即少受一分之害。
圣训周详，莫名感悚！臣目击时艰，统筹中外之安危，细察事机之得失，敢不勉竭驽庸，以期妥善。
无如上年条约章程，专条等件，业经前出使大臣崇厚盖印画押，虽未奉御笔批准，而俄人则视为已得之权利。
臣奉旨来俄商量更改，较之崇厚初来议约情形，难易迥殊，已在圣明洞鉴之中。
俄廷诸臣，多方坚执，不肯就我范围。
自布策回俄后，向臣询及改约诸意，臣即按七月十九日，致外部照会大意，分条缮具节略付之。
布策不置可否，但允奏明俄君，意若甚难相商者。
臣屡向热梅尼处催询各条，彼见臣相逼太甚，遂有命海部大臣呈递战书之说。
臣不得已，乃遵叠次电报，言可缓索伊犁，全废旧约。
热梅尼又欲臣具牍言明，永远不索伊犁。
经臣严词拒绝，而微示以伊犁虽云缓索，通商之务，尚可相商。
旋接俄外部照会，除归还帖克斯川外，余事悉无实际。
爰据总理衙门电示，分列四条，照覆俄外部，又与之逐节面争。
热梅尼等嫌臣操之太蹙，不为俄少留余地，愤懑不平。
布策又以通州准俄商租房存货，既天津运货准用小火轮船拖带两事，向臣商论，臣直答以原约之外，不得增添一事。
虽其计无可施，而蓄怒愈深矣。
臣日夜焦思，深恐事难就绪，无可转圜。
适俄君自黑海还都，谕令外部，无使中国为难，于无可让中，再行设法退让。
但经此次相让后，即当定议。
外部始不敢固执。
前议于十一月二十六日，送来照会两件，节略一件：第一照会，言此次允改各条，中国若仍不允，则不得在俄再议。
且将外部许臣商改之事，全行收回。
第二照会，言交收伊犁办法三条。
节略中则历叙允改之事，约有七端，臣请逐款详其始末：第一端曰，交还伊犁之事。
查原约中，伊犁西南两境分归我属，南境之帖克思川地，当南北通衢，尤为险要，若任其割据，则俄有归地之名，我无得地之实。
缓索之说，诚属万不得已之举。
否则祖宗创业艰难，百战而得之土地，岂忍置为缓图。
臣奉命使俄后，通盘筹划，必以界务为重者，一则以伊犁、喀什噶尔两境，相为联络。
伊犁失，则喀什噶尔之势孤，此时不索，再索更待何时。
一则以伊犁东南北三界，均与俄兵相接，缓索后不与议界，恐致滋生事端；若竟议界，又嫌迹近弃地，而又虑其得步进步。
伊犁虽已缓索，而他事之争执如故也。
嗣因挽留布策，非将各事略为放松不可，遂舍西境不提，专争南境。
相持不下，始允归还。
然犹欲于西南隅割分三处村落，其地长欲百里，宽约四十余里。
臣检阅舆图，该处距莫萨山口最近，势难相让。
叠次厉色争辩，方将南境一带地方，全数来归。
其西南隅，允照前将军明谊所定之界。
第二端曰，喀什噶尔界务。
从前该处与俄接壤者，仅正北一面，故明谊定界，只言行至葱岭靠浩罕界为界，亦未将葱岭在俄国语系何山名，照音译出，写入界约。
今则迤西安集延故地，尽为俄踞，分界诚未可索。
崇厚原约所载地名，按图悬拟，未足为凭。
臣愚以为非简派大员，亲往履勘不可。
吉尔斯必欲照崇厚原议者，盖所争在苏约克山口也。
臣答以已定之界宜仍旧，未定之界可另勘。
吉尔斯踌躇良久，谓此事于中国无益，非俄所求，既以原议为不然，不妨罢论。
臣虑界址不清，则衅端易启，特假他事之欲作罢论者，相为抵制。
布策又称原议所分之地，即两国现管之地。
臣应之曰：如此何妨于约中改为照两国现管之地勘定乎？最后吉尔斯乃允写，各派大臣秉公勘定，不言根据崇厚所定之界矣。
第三端曰，塔尔巴哈台界务。
查该界经明谊、奎昌等，分定有年，迨崇厚来，俄外部以分清哈萨克为言，于是议改。
考之舆图，已占去三百余里矣。
臣每提及此事，必抱旧界定论。
吉尔斯知臣必不肯照崇厚之议，始允于崇厚、明谊所定两界之间，酌中勘定，专以分清哈萨克为主。
所称直线自奎峒山至萨乌尔岭者，即指崇厚所定之界而言也。
日后勘界大臣，办理得法，或不至多所侵占。
以上界务三端，臣与外部先后商改之实在情形也。
第四端曰，嘉峪关通商，允许俄商于西安汉中行走，直达汉口之事。
总理衙门驳议，以此条为最重。
叠议商务者，亦持此条为最坚。
盖以我之内地，向无指定何处准西商减税行走明文。
此端一开，效尤踵至，后患不可胜言。
外部窥臣著重在此，许为商改。
及询以如何商改之处，则云须各大端商定，再行议及。
臣亲诣布策寓所，告以事关大局，倘不见允，则余事尽属空谈。
词意激切。
布策言于吉尔斯，于是允将嘉峪关通商，仿照天津办理。
西安汉中两路，及汉口字样，均允删去不提。
第五端曰，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讷之事。
查松花江面，直抵吉林。
爱珲城定立条约时，误指混同江为松花江，又无画押之汉文可据，致俄人历年藉为口实。
崇厚许以行船至伯都讷，在俄廷犹以为未满志也。
现将专条径废，非特于崇厚新约夺其利，直欲为爱珲旧约辩其诬。
臣初虑布策据情理以相争，无词可对，故择语气之和平者立为三策：一，径废专条。
二，稍展行船之路，于三姓以下，酌定一处为之限制。
三，仍允至伯都讷，但入境百里，即须纳税，且不许轮船前往。
布策均不以为然。
适奉电旨，责臣松劲。
于是抱定第一策立言，务期废此条约。
布策犹纠缠不已。
吉尔斯恐以细故伤大局，不从其言，遂允将专条废去，声明爱珲条约如何办法，再行商定。
第六端曰，添设领事之事。
查领事之在西洋各国者，专管商业，其权远在驻扎中国领事官之下，故他国愿设者，主国概不禁阻。
臣此次欲将各城领事删去，外部各官，均以为怪。
随将中国不便之处，与之说明。
吉尔斯谓领事之设，专为便商起见，系属宾主两益之事。
中国既有不便，即仅于乌鲁木齐添设一员如何？臣因其多方相让，碍难再争。
而总理衙门电钞编修许景澄折内，称科布多、乌里雅苏台、乌鲁木齐三处，毋设领事。
其次争乌鲁木齐、乌里雅苏台两处等语。
臣乃复见布策，恳其商改。
节略内始将乌鲁木齐改为吐鲁番。
余俟商务兴旺时，再议添设。
第七端曰，天山南北路贸易纳税之事。
新疆地方辽阔，兵燹之后，凋敝益深。
道远则转运维艰，费重则行销益滞。
招商伊始，必限以行走之路，纳税之章，商贩实多未便。
阅总理衙门来电，曾言收税为轻。
臣因将原约内均不纳税字样，改为暂不纳税。
俟商务兴旺，再订税章。
查西例纳税之事，本国可以自主。
日后商情，果有起色，伊犁等处，亦不妨逐渐开征，以充国库。
以上商务四端，臣与俄外部先后商改之实在情形也。
此外又有偿款一端。
凡商减之事，益于我则损于彼。
热梅尼、布策等，本有以地易地之请。
臣称约章事，只可议减，不可议增。
彼遂谓中国各路征兵，显欲构衅。
俄遣船备边以相应，耗费卢布一千二百万元，向臣索偿，且言如谓：未尝交绥，无索兵费之理，则俄正欲一战以补糜费等语。
臣答以胜负难知，中国获胜，则俄国亦须偿我兵费。
彼之言虽极恃强，臣之意未为稍屈。
旋据总理衙门覆电，嘱臣斟酌许之，至多不得逾二百万两。
又电言如无别项纠缠，统计约五百万两，偿款即可商定云云。
臣见吉尔斯、热梅尼等，始则争易兵费之名，继则争减代守伊犁偿款之数。
久之热梅尼谓迟一年收回伊犁，又加还帖克斯川以代守费论，至少亦须加卢布四百万元。
臣照会中，但允加代守费卢布二百五十万元。
若并归伊犁西境，犹可略议增加。
吉尔斯不谈西境，仅称连上年偿款，统算非卢布一千万元不可。
臣嫌为数过多。
吉尔斯笑曰：俄国岂以地出售者，果尔则以帖克斯川论之，岂仅值五百万元乎？不过改约多端，俄国亦无所得，面子太不光彩，假此以自慰耳。
臣察其意甚决，乃言热梅尼所说，仅四百万，何得又增百万？吉尔斯无词折辩。
故节内略仍以添偿卢布四百万元定数。
查上年崇厚所议兵费偿款，卢布五百万元，合银二百八十余万两。
此次俄国认出自华至英汇费，则金磅之价较贱，合前后卢布九百万元而统算之，约计银五百万两以内。
臣综观界务、商务、偿款三大端，悉心计较，与总理衙门来电嘱办之意，大略相同，即摘录照会节略大意，电请总理衙门代奏。
并与外部说明，俟接奉电旨后，再行画押。
一面与布策先行商议法文条约章程底稿，逐日争辩，细意推敲，稍有龃龉，则随时径赴外部详晰申说。
于和平商榷之中，仍示以不肯苟且迁就之意。
且以有益于中国，无损于俄人等语，开诚布公而告之。
于崇厚原订约章字句，陆续有所增减。
如条约第三条，删去伊犁已入俄籍之民，入华贸易游历，许照俄民利益一段。
第四条，俄民在伊犁置有田地，照旧管业。
声明伊犁迁出之民，不得援例。
且声明俄民管业，既在贸易圈外，应照中国人民，一体完纳税饷。
并于第七条伊犁西境安置迁民之处，声明系安置因入俄籍而弃田地之民，以防迁民虽入俄籍，而仍有占据伊犁田土之弊。
第六条，写明所有前此各案，以防别项需案。
第十条，吐鲁番非通商口岸而设领事。
暨第十三条，张家口无领事而设行栈。
均声明他处不得援以为例，以杜效尤。
第十五条，修约期限，改五年为十年。
章程第二条，货色包件下添注牲畜字样。
其无执照商民照例惩办，改为从严罚办。
第八条，车脚运夫绕越捷径，以避关卡查验，货主不知情，分别罚办之下，声明海口通商，及内地不得援以为例。
凡此增减之文，皆系微臣与布策商草法文约稿之时，反覆力争而得之者。
较之总理衙门三月十二日所寄廷臣奏定准驳之议，虽不能悉数相符，然合条约章程计之，则挽回之端，似已十得七八。
此臣与吉尔斯、布策等，商量条约章程底稿，于节略七端之外，又争得防弊数端之实在情形也。
十二月十七日，接奉电旨：‘该大臣握要力争，顾全大体，深为不负委任。
即著照此定约画押。
约章字句，务须悉心斟酌，勿稍疏忽。
’臣告知俄外部，转奏俄皇，此邦君臣，同深钦感。
俄皇谕令外部，允废崇厚原定约章，另立新约。
又饬催布策速行缮约画押。
臣因节略七端之外，所争诸端，字句尚未周妥，日夜与布策晤谈而笔削之。
直至光绪七年正月初九日，始得将法文约章底稿议定。
又彼此商定汉文俄文条约章程，各缮二分。
而将先订之法文，缮正二分，以资考证。
逐条参酌，校对无误，于正月二十六日，与外部尚书吉尔斯，前驻京使臣布策，公同画押盖印讫，电请总理衙门代奏，仰慰宸廑。
”奏入，报可。
纪泽又虑俄约虽定，恐启国人易视交涉之心，因备陈所经艰困，以资观省。
乃奏言：“臣于定约之折，须宣示内外臣工，甚或流传海外，是以未敢将委屈难言之隐，据实奏明。
然微臣办事之难，与寻常出使情形，迥不相同，有不能不沥陈于圣主之前者。
西人待二等公使之礼，远逊于头等。
而视定议复改之任，实重于初议。
原约系特派头等全权便宜行事之大臣所定。
臣晤吉尔斯、布策诸人，咸以是否头等，有无全权相诘。
臣答以职居二等，不称全权大臣。
乃彼一则曰：‘头等所定，岂二等所能改乎？’再则曰：‘全权者所定，尚不可行，岂无全权者所改，转可行乎？’臣渥承眷遇，岂复希非分之宠荣。
且西洋公法，凡奉派之公使，无论头等二等，虽皆称全权字样。
至于遇事请旨，不敢擅专，则无论何等，莫不皆然。
前大臣崇厚，误以师心自用，违旨擅行，为便宜行事之权。
盖考之中国之宪章，各国之成例，无一而合者也。
俄人亦未尝不腹诽之。
及至与臣议事，稍有龃龉，则故以无全权，非头等之说折臣。
每言使者遇事不敢自主，不如遣使前赴北京议约，较为简捷等语。
臣亦知其藉此词以相难，非由衷之言也。
但彼国既以无全权而相轻，微臣即不免较崇厚而见绌，此其难一也。
按之万国公法，使臣议约，无不候君主谕旨。
不与外部意见相合，而敢擅行画押者，间有定而复改之事，亦不过稍有出入，从无与原约大相迳庭者。
往岁崇厚急于索地，又急于回京，遽定遽归，诸多未协。
外部见臣照会，将约中要领，痛行驳斥，莫不诧为奇谈。
屡以崇厚违旨擅定之故晓之。
奈彼闻所未闻，始终不信。
此其难二也。
原约所许通商各条，皆布策驻京时，向总理衙门求之多年，而不可得者。
崇厚甘受其绐，求无不应。
一经画押，彼遂据为已得之权。
再允熟商，彼即示损其莫大之惠。
吉尔斯贤于布策，而不明中俄商情。
经臣剀切敷陈，彼仍茫然不解。
此其难三也。
泰西臣下，条陈外务，但持正论，不出恶声。
不闻有此国臣民，诋及彼邦君上者。
虽当辩难纷争之际，不废雍容揖让之文。
此次廷臣奏疏，势难缄秘，传布失真之语，由于译汉为洋，锋圜过峻之词，不免激羞成怒。
每谓中国非真心和好。
即此可见其端。
若于兹时，忍辱改约，则柔懦太甚，将贻笑于国人，见轻于各国等语。
臣虽设词慰藉，而俄之君臣，怀憾难消。
此其难四也。
自筹兵筹饷，叠见邸钞。
而俄之上下，亦惴惴焉时有戒心。
遣兵船以备战，增戍卒以防边。
臣抵俄时，彼已势成骑虎。
若仍在俄议事，则前此之举动为无名，故欲遣使晋京议约，以归功于海部。
无怪一言不合，俄使即以去留相要。
维时留之则要挟必多，不留则猜嫌滋甚。
更恐留而仍去，适示怯而见轻。
此其难五也。
俄皇始命布策，向臣询明中国意向，予限一月。
满限之时，经臣援引总理衙门照会驻京署使凯阳德展限三月之意。
复请外部婉奏俄皇，乃许添展两月，与臣议事。
我皇上因俄事日逼，意在转圜。
一切情形，许臣由电径达总理衙门，代奏请旨，已属破格施恩。
而事势无常，日期甚促。
有时于立谈之顷，须定从违，臣于未经请旨之条，即不敢许之过骤。
然既奉转圜之旨，又不得执之过限。
良由自沪至京，无电线以资迅速。
故虽由电请旨，非旬日所能往还。
敌廷之询问益多，专对之机权愈滞。
此其难六也。
犹幸我朝与俄罗斯通好二百余年，素无纤芥之嫌，未肇边疆之患。
俄国自攻克土耳其后，财殚力竭，雅不欲再启衅端。
加以圣明俯纳臣言，释放崇厚以解其疑，办结各案以杜其口，故其君臣悦服，修好输诚。
布策诸人，虽坚执各条，不肯放松；而俄国皇帝，与其外相吉尔斯，实有和平了结之意，故得从容商改，大致就我范围。
此则列圣以来，怀柔之效，而我皇太后、皇上公溥慈祥之德，有以感动之也。
臣之私心过虑，诚恐议者以为俄罗斯国如此强大，尚不难遣一介之使，驰一纸之书，取已成之约而更改之。
执此以例其余，则中西交涉，更无难了之事。
斯言一出，将来必有承其弊者。
窃以为兵端将开而复息，关乎生民之气数，而气数不可以预知。
条约已定而可更，视乎敌国之邦交，而邦交不可以常恃。
臣是以将到俄以来，办事艰难情状，据实直言，不敢稍存隐饰。
请旨密饬海疆暨边界诸臣，仰体圣朝讲信修睦之心，至诚以待邻封，息事而全友谊。
庶几遐荒悦服，永叶止戈为武之休；海宇清平，益臻舞羽敷文之盛。
”谕：“曾纪泽奏进改订条约章程，著亲王奕淙，醇亲王奕讠，潘祖荫，翁同，会同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，妥核具奏。
”至是，王大臣等会同核覆，请予批准，从之。
既盖印，互换于俄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