禹贡锥指略例 清 胡渭
一
昔大司寇崑山徐公奉敕纂修《大清一统志》,馆阁之英,山林之彦,咸给笔札以从事。
己巳冬,公请假归里,上许之,且令以书局自随。
公于是僦舍洞庭,肆志搜讨。
湖山闲旷,风景宜人。
时则有无锡顾祖禹景范、常熟黄仪子鸿、太原阎若璩百诗皆精于地理之学,以渭之固陋,相去什伯。
公亦命繙阅图史,参订异同。
二三素心,晨夕群处,所谓“奇文共欣赏,疑义相与析”者。
受益弘多,不可胜道。
渭因悟《禹贡》一书,先儒所错解者,今犹可得而是正;其以为旧迹湮没,无从考究者,今犹得补其罅漏。
而牵率应酬,未遑排纂。
岁甲戌,家居,婴子春之疾,偃息在床,一切人事谢绝,因取向所手记者,循环展玩,撮其机要,依经立解,章别句从,历三期乃成,厘为二十卷,名曰《禹贡锥指》。
案《庄子·秋水》云“用管闚天,用锥指地”,言所见者小也。
禹身历九州,目营四海,地平天成、府修事和之烈,具载于此篇。
彼方跐黄泉而登太皇,始于玄冥,反于大通,而吾乃规规然求之以察,索之以辩,是亦井蛙之见也。
夫其不曰管闚而曰锥指者,禹贡为地理之书,其义较切故也。
经下集解,亚经一字。
首列《孔传》、《孔疏》,次宋、元、明诸家之说。
郑康成书注间见义疏及他籍,“三江”一条,足称秘宝。
司马贞注《夏本纪》、颜师古注《地理志》,其说与颖达相似,故不多取。
《蔡传》较劣,其本师文集语录所言《禹贡》山水如龙门、太行、九江、彭蠡等说,亦不能善会其意,而有所发明,况其他乎。
采撷寥寥,备数而已。
至若语涉《禹贡》而实非经解,如《通典》之类,亦或节取一二句。
虽系经解,却不成章,并以己意融贯,缀于其末,用“渭按”二字别之。
集解后发挥未尽之义,又亚一字。
二孔、蔡氏并立于学官,入人已深,其中有差谬者,既不采入。
集解于此仍举其辞,而为之驳正。
诸家之说得失参半者,亦必细加剖析,使瑕瑜不相掩。
至于《地志》、《水经》,覼缕本末,附以夹注,其文似繁,其旨似缓,而实有裨于经术,所以使人优柔厌饫,将自得之,千蹊万径,总归一辙也。
是书出,幸而不为覆瓿之物,异时必有厌其委曲繁重,而芟取十之二三以资俭腹者,首尾衡决,不精不详,此则与科举之业,帖括之编,亦复无异,真吾书之不幸也已。
卫栎斋湜撰《礼记集说》,其自叙曰:“人之著书,唯恐其言不出于己。
吾之著书,唯恐其言不出于人。
”此语可为天下法。
庄子有重言,非必果出其人,亦假之以增重,况真出其人者乎。
近世纂述,或将前人所言,改头换面,私为己有,掠美贪功,伤谦害义,予深耻之。
故每立一义,必系以书名,标其姓字,而以己说附于后。
死者可作,吾无愧焉。
先儒专释《禹贡》者,有易祓《禹贡疆理广记》、程大昌《禹贡论》、傅寅《禹贡集解》。
《广记》今不传,仅见于它书所引,昆山片玉,弥觉贵重。
程氏锐志稽古,而纰缪实多。
傅氏缀辑旧闻,附以新意,颇有发明,惜多散逸。
近世乡先生茅公瑞征著《禹贡汇疏》,捃拾最博,但总杂无纪,断制尚少。
然三书之淹雅,亦可谓卓尔不群者矣。
郑端简晓、焦文端竑并有《禹贡解》,颇为疏略。
其释全经者,有苏轼、曾[日攵]、叶梦得、张九成、林之奇、夏僎、薛季宣、黄度、吕祖谦、王炎、吴澄、金履祥、王充耘、王樵、邵宝诸家,于《禹贡》尤为精核,发前人所未发,故称引特多。
其余弃短录长,即有一二语之善者,概不敢遗。
诸家书解及《河渠书》、《地理志》、《沟洫志》、《水经注》之外,凡古今载籍之言,无论经史子集,苟有当于《禹贡》,必备录之。
千金之裘,非一狐所成;五侯之鲭,非一脔可办。
愚旁搜远绍,于经不无小补云。
《山海经》、《越绝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尚书中候》、《河图括地象》、《吴越春秋》等书,所言禹治水之事,多涉怪诞。
今说《禹贡》,窃附太史公不敢言之义,一切摈落,勿污圣经。
国朝名公著述,如宛平孙侍郎承泽《九州山水考》、新城王尚书士禛《蜀道驿程记》、崑山顾处士炎武《日知录》、吴江朱处士鹤龄《禹贡长笺》,凡有裨于经义者,悉为采入。
同事顾景范、黄子鸿、阎百诗,则余所觌面讲习者。
景范著《方舆纪要川渎异同》,子鸿有《志馆初稿》,皆史学之渊薮,可以陵古轹今。
唯百诗与余锐意通《禹贡》,故《锥指》称引较多。
景范、子鸿后先下世,郢人之逝,恫乎有余悲焉。
百诗撰《四书释地》,今已版行,脍炙人口,四方诸君子谅有同心,知余不阿所好。
《山海经》十三篇,刘歆以为出于唐、虞之际。
《列子》曰:大禹行而见之,伯益知而名之,夷坚闻而志之。
王充《论衡》曰:禹主治水,益主记异物,以所闻见作《山海经》。
审尔,则是书与《禹贡》相为经纬矣,然其间可疑者甚多。
颜之推曰:《山海经》禹、益所记,而有长沙、零陵、桂阳、诸暨,后人所羼,非本文也。
尤袤曰:此先秦之书,非禹及伯翳所作。
二说允当。
其所有怪物固不足道,即所纪之山川,方乡里至虽存,却不知在何郡县,远近虚实,无从测验,何可据以说经。
唯“澧、沅、潇、湘在九江之间”一语,大有造于《禹贡》,余即有可采,与他地记无异。
或后人取以附益,亦未可知,欲证《禹贡》,舍《班志》其何以哉。
释《禹贡》者,莫先于汉孔安国之《书传》。
安国,武帝时人,孔颖达所谓“身为博士具见图籍”者也。
今观其注《禹贡》山水地名,并不言在何郡县,间有系郡县者,如太原,今以为郡名,震泽、吴南太湖名,洛水出上洛山,太岳在上党西,沇水在温西北平地,桐柏在南阳之东,能耳在宜阳之西,敷浅原在豫章界,亦皆颟顸鹘突,不甚分明。
其他无注者尚多,岂汉初图籍不如班固所见之备邪!至若菏泽在定陶,而云在湖陵;伊水出卢氏,而云出陆浑;涧水出新安,而云出渑池;横尾山北去淮二百余里,而云淮水经陪尾;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,而云衡山江所经。
身为博士具见图籍者当如是乎!又若谷城为瀍水所出,魏始省谷城入河南县,而《传》云瀍出河南北山;金城郡乃昭帝置,而《传》云积石山在金城西南;孟津在河阳之孟地,东汉始移其名于河南,而《传》云在洛北。
明非西汉人手笔。
《朱子语录》谓安国《尚书大序》不类西汉文字,解经最乱,道是《孔丛子》一辈人所假托,良有以也。
世以其在班固前而尊之,过矣。
《汉书·地理志》郡县下举山水之名,凡言《禹贡》者三十有五:如夏阳之梁山、龙门山,褱德之北条荆山,美阳之岐山,新安之涧水,上雒之洛水,濩泽之析城山,垣县之王屋山及沇水与荥阳地中轶出之水,北屈之壶口山,谷城之瀍水,平氏之桐柏山及淮水临沮之南条荆山,定陶之菏泽、陶丘,钜鹿之大陆,灵寿之卫水,上曲阳之恒山、恒水,莱芜之汶水,蒙阴之蒙山,箕县之潍水,祝其之羽山,彭泽之彭蠡泽,郫县之江沱,青衣之蒙山,湔氐徼外之岷山及江水,首阳之鸟鼠同穴山及渭水,临洮之西倾山,冀县之朱圉山,泾阳之泾水,睢阳之孟猪泽,湘南之衡山,此真《禹贡》之山水,绝无可疑者也。
它如氐道之养山非嶓冢之所导,西县之嶓冢非漾水之所出,湖陵之菏水非东至之菏泽,信都之绛水非北过之降水,安丰之大别非江、汉之所会,蜀郡之桓水非西倾之所因,而皆系之以《禹贡》,此盖沿袭旧闻,不可尽信者也。
亦有实《禹贡》之山水,而不系之以禹贡者,如华阴之太华山,鄠县之沣水,上雒之熊耳山,蒲反之雷首山,彘县之霍太山,即太岳。
长子之浊漳水,即衡漳。
屯留之绛水,即降水。
野王之太行山,华容、西陵、编县之云梦泽,钜野之大野泽,邺县之故大河,即禹厮河二渠之一。
博县之岱山,盖县之沂水,莱芜之淄水,毗陵之北江水,即三江。
充县之澧水,河关西南羌中之积石山及河水,删丹之弱水,直路之沮水,卞县之泗水,成平之徒骇,东光之胡苏,鬲县之鬲津,即许商所举九河之三。
皆禹贡之山水也,而独不系之《禹贡》,此又义例参差、贻惑后人者也。
其东武阳之漯水,虽不言《禹贡》,而云“禹治漯水,东北至千乘入海”,则亦是《禹贡》之漯矣。
骊成之揭石山冠之以“大”,纍县有揭石水而不言山,宜乎不系《禹贡》也。
凡此类,揆之经旨,准之地望,参之《水经》,验之方志,一取一舍,必有据依,不敢苟同,亦不敢好异。
唯期有裨于圣籍,无愧于先儒云尔。
《地理志》于《禹贡》之山水称古文者十一:扶风汧县吴山,古文以为汧山;武功太壹山,古文以为终南;垂山,古文以为惇物;颍川[宗/山]高太室山,古文以为外方山;江夏竟陵章山,古文以为内方山;安陆横尾山,古文以为陪尾山;东海下邳葛峄山,古文以为峄阳;会稽吴县具区泽,古文以为震泽;豫章历陵傅昜山,古文以为敷浅原;武威武威之休屠泽,古文以为猪野泽;张掖居延之居延泽,古文以为流沙。
其所谓古文,盖即棘下生安国所说壁中古文之义,传之都尉朝,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者也。
唯终南、流沙、陪尾不可从,余皆致确。
《地理志》引桑钦者七:上党屯留下云“桑钦言绛水出西南,东入海”;平原高唐下云“桑钦言漯水所出”;泰山莱芜下云“《禹贡》汶水出,西南入泲,桑钦所言”;丹阳陵阳下云“桑钦言淮水出东南,北入大江”;张掖删丹下云“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此,西至酒泉合黎”,敦煌效谷下云“本鱼泽障也。
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,教力田,以勤效得谷,因立为县名”;今《汉书》本有“师古曰”三字,盖后人所妄加,此言非师古所能引也。
中山北新成下云“桑钦言易水出西北,东入滱”。
今按《儒林传》言“涂恽授河南桑钦君长古文《尚书》”。
钦,成帝时人,班氏与刘歆皆崇古学,故有取焉。
《隋经籍志》有两《水经》:一,三卷郭璞注;一,四十卷郦善长注;皆不著撰人名氏。
《旧唐志》始云郭璞作。
阎百诗云:璞注《山海经》引《水经》者八,此岂《经》出璞手哉。
《新唐志》遂谓汉桑钦作水经,一云郭璞作。
今人云桑钦者本此也。
先儒以其所称多东汉、三国时地名,疑非钦作。
而愚更有一切证,郦注于《漯水》引桑钦《地理志》,又于《易水》、《浊漳水》并引桑钦,其说与《汉书》无异,乃知固所引即其地理志。
初无“水经”之名,《水经》不知何人所作,《注》中每举本文,必尊之曰经,使此《经》果出于钦,无直斥其名之理。
唐人义疏例称孔君、郑君。
或曰钦作于前,郭、郦附益于后,或曰汉后地名乃《注》混于《经》,并非。
盖钦所撰名“地理志”,不名“水经”。
《水经》创自东汉,而魏、晋人续成之,非一时一手作,故往往有汉后地名,而首尾或不相应,不尽由《经》、《注》混淆也。
郦道元博览奇书,掇其菁华,以注《水经》,得从来所未有。
唐初名不甚著,逮其中叶,杜佑摭河源、济渎二事以诋之。
李吉甫帽有《删水经》十卷,不知取舍如何。
是书传习者少,错简阙文讹字不可胜计。
宋初犹未散逸,而《崇文总目》云“郦注四十卷,亡其五”,则仁宗之世已非完书。
南渡后,程大昌撰《禹贡论》,颇举以相证,而终不能得其要领。
金蔡正甫撰《补正水经》三卷,元欧阳原功为之序,谓“可以正蜀版迁就之失”。
今其书亦不传。
近世文人则徒猎其隽句僻事,以供词章之用,而山川古迹一概不同。
孰知为《禹贡》之忠臣,《班志》之畏友哉。
唯子鸿深信而笃好之,反复寻味,每水各写为一图,两岸翼带诸小水,无一不具,精细绝伦,余玩之不忍释手,百诗有同嗜焉。
昔善长述宜都山水之美,沾沾自喜曰:“山水有灵,亦当惊知己于千古。
”至今读之,勃勃有生气,吾三人表章郦注,不遗余力,亦自谓作者有灵,当惊知己于千古也。
班氏所载诸川,第言其所出所入,而中间沿历之地,不可得闻。
唯《水经》备著之,出某县向某方,流迳某县某方,至某县合某水,某县入某水,一一明确,间有相去疏阔者,《郦注》又从而补之,其说加密,直可据以绘图。
余释九州之文,每水必援《水经》以为证,而于《导水》尤详,更摘取《注》中要语,夹行附提纲之下,亦或有借《注》作提纲者,凡历代史志、《元和郡县志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及古今群书之要语,皆荟蕞于其下,目之了了,使学者不出户牖,而知天下山川之形势,亦一奇也。
大抵著书援古,最忌浑殽割裂,独此处有不得不然者。
盖《水经》所叙沿历之地,间有疏阔,道元依《经》注补。
今所引必《经》自《经》、《注》自《注》,划然分为二段,则前后不相贯穿,读者反多眩惑,事有变通,不可胶柱。
子鸿与余筹之甚悉,海内诸贤幸不以此相讥。
南人得水皆谓之江,北人得水皆谓之河,因目岷江曰大江、黄河曰大河,此后世土俗之称,非古制也。
富顺熊过曰:黄帝正名百物,未尝假借,后世乃通之耳。
愚谓禹主名山川,亦未尝假借。
江、河自是定名,与淮、济等一例,非他水所得而冒。
唯汉水、彭蠡水与江水会,始称三江;沅、湘等水入洞庭与江水会,始称九江。
盖皆以岷江为主,而总其来会之数以目之,其未合时不得名江也。
后世汉江、章江、湘江、沅江等称,殊乖经义。
九河亦然,徒骇至鬲津,旧有此水道,及禹自大伾引河,北行过降水,至于大陆,乃疏为九道以杀其势,因谓之九河,入海处复合为一,与海潮相迎受,故谓之逆河。
河未由此入海,亦不名河也。
《水经》篇题概曰某水,绝不相假借,深得《禹贡》之意,予爱之重之。
《地志》、《水经》之后,郡县废置不常,或名同而实异,或始合而终离。
若不一一证明,将有日读其书,而东西南北茫然莫辨,不知今在何处,亦有身履其地,目睹其形,而不知即古之某郡某县某山某水者。
愚故于引古之下,必曰某县今某县,其故城在今某县某方,中间沿革颇多,虽不能遍举,其切要者亦不敢遗。
郑康成云:“学者既知古又知今。
”此穷经之要诀,著书之定法也。
不然,则亦有体无用之学而已矣。
禹所名之山,苞举宏远,非一峰一壑之目也。
如云云、亭亭、梁父、社首、高里、石闾、徂徕、新甫皆泰山之支峰,禹总谓之岱;自蓝田以至盩厔,总谓之终南;自河内以至井陉,总谓之太行;自上洛以至卢氏,总谓之熊耳。
后人递相分析,而各为之名,愈久愈多。
释《禹贡》者不明斯义,遂谓洛出冢领,不出熊耳,渭出南谷,不出鸟鼠,淮出胎簪,不出桐柏,种种谬说,皆由此生。
然其言太行、终南、则又失之汗漫。
太行越恒山而北,终南跨惇物而西,有乖经旨,吾不敢从。
至若厎柱、碣石、朱圉、大伾之类,则又狭小孤露,与一峰一壑无异。
盖山陵之当路者,不得不举为表识,未可执前例以相绳,以为必广袤数十百里之大山,而疑古记所言之非也。
凡山名不一而足:二名如西倾亦名嵹台,外方亦名嵩高;三名如岱亦名岱宗,又名泰山;四名如岍亦名吴,又名岳,又名吴岳;五名如大伾亦名黎山,又名黎阳山,又名黎阳东山,又名青坛山;多至雷首一山而有九名,斯极矣。
今备载以广异闻。
又有山所在之县各别,而实非异山者。
如碣石在汉之絫县,而《水经》云在临渝,《后魏志》云在肥如,《隋志》云在卢龙,地名四变而山则一,要皆在今昌黎县东絫县故城之南也。
嶓冢在汉之沔阳,而《后魏志》云在嶓冢县,《隋志》云在西县,《括地志》云在金牛,《寰宇记》云在三泉,《元大一统志》云在大安,《明一统志》云在宁羌,地名六变而山则一,要皆在今宁羌州北及沔县接界处也。
至若嶓冢在汉中,而班固谓在陇西之西县,积石在羌中,而杜佑谓在西平之龙支,此又谬误之大者,辩之不厌其详。
诸如此类,不可胜道,聊举一隅,以资三反。
《导水》九章,唯黑水原委杳无踪迹。
弱水自合黎以北、流沙以西,亦难穷究,纷纷推测,终无确据,不如阙疑之为得也。
江、汉、淮、渭、洛,禹迹尚存,无大可疑者。
河自周定王五年东徙之后,大伾以下,禹河故道不可复问,先儒皆以王莽河为禹河,故降水、大陆、九河、逆河无一不差。
然因王莽河之所在,而求之于其西,则邺东故大河之道,犹可案图而得也。
济为河乱久矣,至东汉而河南之济尽亡,赖《水经》悉载其故渎,后世犹得因此而略知古济之所行,杜佑辄诋之,非笃论也。
善哉,金吉甫之言曰:凡《禹贡》地理间有于今不同者,或古今名号之殊,或人力开塞之异,或陵谷海陆土石消长之变。
盖如熊耳为讙举、大别为翼际、恒水为呕夷、卫水为虖池,此所谓古今名号之殊也。
荥泽导为荥川,河水引为鸿沟,徐偃通舟陈、蔡,夫差沟通江、淮,此所谓人力开塞之异也。
荥、播塞成平地,灉、沮二源壅绝,逆河化为勃海,碣石沦于洪波,此所谓陵谷海陆土石消长之变也。
然传记尚有明征,禹功未尽湮没,正可据今之不然,以求昔之所然。
苟因此而遂疑圣经之有误,古志之非真,其为愚且悖也,孰甚焉。
《水经注》凡二水合流,自下互受通称,其在《禹贡》,则漾与沔合亦称沔,漳与绛合亦称降水是也。
又有随地异名,非由合他水而然者,沇东流为济,漾东流为汉,又东为沧浪之水是也。
有大水分为支流而异其名者,江别为沱,汉别为潜,河别为漯是也。
有伏流显发而异其名者,济溢为荥是也。
小水合大水谓之入,大水合小水谓之过,二水势均相入谓之会,此又正名辨分之义,高出《地志》、《水经》者矣。
山体不动,其盘其广大者,亦不过占数郡县。
若水则源远流长,往往灌注于千里之外,伏见离合,曲直向背,变化无方,名称不一,故撰《山经》易,撰《水经》难。
《孔传》言禹之治水,或凿山或穿地以通流。
此不必到处皆然,绵亘千百里之远,然当时实有其地不得不用此法者。
《尸子》、《吕览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水经注》众口一辞,岂欺我哉。
贾让曰:“昔大禹治水,山陵当路者毁之,故凿龙门,辟伊阙,析厎柱,破碣石。
”此凿山之事也。
孟子曰:“禹掘地而注之海”;太史公曰:“禹厮二渠以引其河,北载之高地,过降水至于大陆。
”此穿地之事也。
儒者蔽于一己之意,见凡耳目之所不及,皆以为妄。
开章壶口、梁山第一功,便说得全无精彩,亦由过泥孟子行所无事之说,谓禹绝无所穿凿。
殊不知尧之水灾,非寻常之水灾。
禹之行水,非寻常之行水。
审如蔡氏所言,则后世筑堤置埽开渠减水之人,皆得与禹功并垂天壤矣。
鲧何以绩用弗成,禹何以配天无极哉。
中国之水,莫大于河。
禹功之美,亦莫著于河。
释《禹贡》而大伾以下不能得禹河之故道,犹弗释也。
《导河》一章,余博考精思,久乃得之,解成,口占二首曰:“三年僵卧疾,一卷《导河》书。
禹奠分明在,周移失故渠。
自知吾道拙,敢笑古人疏。
冀有君山赏,中心郁少舒。
班固曾先觉,王横实启之。
九峰多舛错,二孔亦迷离。
墨守终难破,输攻谅莫施。
秪应千载后,复有子云知。
”时丁丑二月朔也。
河自禹告成之后,下迄元、明,凡五大变,而暂决复塞者不与焉。
一,周定王五年,河徙自宿胥口,东行漯川,至长寿津与漯别行,而东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。
《水经》所称大河故渎者是也。
二,王莽始建国三年,河决魏郡,泛清河、平原、济南,至千乘入海。
后汉永平中,王景修之遂为大河之经流。
《水经》所称河水者是也。
三,宋仁宗时商胡决河,分为二派,北流合永济渠至乾宁军今青县。
入海,东流合马颊河至无棣县今海丰。
入海,二流迭为开闭。
《宋史·河渠志》所载是也。
四,金章宗明昌五年,实宋光宗之绍熙五年。
河决阳武故堤,灌封丘而东,注梁山泊,分为二派,一由北清河即大清河。
入海,一由南清河即泗水。
入淮是也。
五,元世祖至元中,河徙出阳武县南,新乡之流绝。
二十六年,会通河成,北派渐微。
及明弘治中筑断黄陵冈支渠,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是也。
盖自大伾以东,古兖、青、徐、扬四州之域,皆为其纵横糜烂之区。
宋、金以来,为害弥甚。
愚故于《导河》解后附《历代徙流之论》,而又各为之图,以著其通塞之迹,使天下知吾书非无用之学,于康成知古知今之训不敢违也。
事讫于明,故时务缺焉。
九州之疆界,《尔雅》、《职方》不同于《禹贡》,盖殷、周之所损益也。
故必备举以相参次,列古帝王所都及诸侯之封在州域者,又次列春秋时国土之可考者,略见先王封建之制,又次列战国之所属,然后分配秦、汉以降之郡国,而要以杜氏《通典》为准。
盖前此地理诸书,未有以《禹贡》九州分配郡国者,有之自《通典》始。
宋承唐制,以迄元、明,虽有沿革,不甚相远。
故《通典》之后直接当今舆地。
杜氏博洽绝伦,然间有分配未当者,如冀之信都当属兖,荆黔中以下七郡及雍伊吾以下四郡,皆不在禹九州之限是也。
又有一郡一县而当分属二州者,则以有名山大川为标识,不容蒙混。
如汲郡有黄河,河南之胙城当属兖,不当属冀。
黎阳县有宿胥故渎,渎西属冀,渎东当属兖是也。
凡此类悉为之举正。
经所言州界多二至,唯徐三至,冀虽不言界,而三面距河亦三至。
其未备者,必博考而审别之。
如冀北抵沙漠,徐西抵济水,梁东荆西界巫山,豫东兖西界菏泽是也。
至于分野主占候,以十二次分配,十二国不足以尽九州之土,与《禹贡》无涉。
唯一行“山河两戒”之说,于《导山》《导水》有默契焉,故时引以证《经》。
郑渔仲曰:《禹贡》以地命州,不以州命地。
故兖州可移,而济、河之兖州不可移。
梁州可改,而华阳黑水之梁州不可改。
是以为万世不易之书。
史家作志以郡县为主,郡县一更则其书废矣。
此至言也。
然后世河日徙而南,则兖之西北界不可得详。
河南之济亡,则兖之东南界亦苦难辨。
华阳专主商、洛,则梁之西北界茫无畔岸。
黑水与雍通波,则梁之西南界何所止极。
《禹贡》之书虽存,徒虚器耳。
郡县能乱其疆域,山川亦能变其疆域,向之不可移者,今或移之矣。
非研精覃思,博稽图籍,其何以正之。
王者以一人养天下,不以天下奉一人。
禹任土作贡,皆祭祀燕飨之需,车服器械之饰,吉凶礼乐之用,国家之所必不可缺者。
夫子“无间然”三语,深得其心。
非但季世征求之滥不可与同日而论,即伊尹之《献令》,周公之《王会》,恐亦属后人依托,借曰有之,则殷、周之志荒矣。
今释厥贡,必一一明其所用,如金银、珠玉、琅玕、怪石、竹木、橘柚、菁茅之类,则尤必详致其辨,使知圣人无一徇欲之事,庶不敢厉民以自养耳。
帝都三面距河,舟楫环通,诸侯之朝贡,商贾之懋迁,行旅之往来,外国之享王,皆以达河为至。
其水道曲折,经悉志之于州末,兖、青、徐、扬皆由济、漯以达河,荆、豫皆由洛以达河,梁、雍皆由渭以达河,冀之岛夷由碣石以达河,扬之岛夷由淮、泗以达河,崑崙、析支、渠搜由积石以达河,下文所谓“四海会同”者,具见于此矣。
然当时粟米取之于甸服,无仰给四方之事,所运者唯贡物,故轻舟可载,山溪可浮,“逾于洛”、“逾于沔”是也。
要其间陆行,亦不过数十里,圣人之重民力也如此。
后世牛羊用人,若张汤通褒斜之涎,以致汉中之谷,陆运百余里,亦不以为难,其于圣人之心,相去何啻霄壤。
古者九夷、八狄、七戎、六蛮谓之四海。
四海之内,分为九州。
九州之内,制为五服,以别其远近。
甸、侯、绥为中国,要、荒为四夷,所谓“弼成五服,至于五千”者是也。
五服之外,尚有余地,亦在九州之域,所谓“外薄四海,咸建五长”者是也。
九州之外,夷狄戎蛮之地,不登版图,不奉正朔,王者以不治治之,是为四海。
此《禹贡》五服、九州、四海之名义也。
宋儒见它书所称四海有以水言者,遂一切拨弃古训,以四海为海水,四夷为外国。
殊不知《禹贡》九州之内,自有中国蛮夷之别。
甸、侯、绥三服则壤成赋之区,名曰中邦。
要、荒二服为夷为蛮。
沈尹戌曰:天子有道,守在四夷。
仲尼曰:天子失官,学在四夷。
即其地也。
不然,郯子岂外国之君长,而大荒绝域亦安能为天子守邪!
禹锡圭告成,唯据十三年中已然之事,录之以成书,其后非必一一尽同也。
如舜绍尧肇十有二州,则州境之山川已有所更改。
封十有二山浚川,则山川之秩祀必有所增益。
而命禹以百揆兼司空,汝平水土,惟时懋哉,不仅如此篇所纪而已也。
至于土田之肥瘠,贡赋之多寡,声教之远近,它时亦必有小异。
说经者但当就《禹贡》以释《禹贡》,若牵合前后,则反多窒碍矣。
地域之分,以高山大川为限,后世犬牙相制之形无有也。
水土之功,以决川距海为则,后世曲防逆阞之事无有也。
税敛之法,以土田物产为赋,后世口率音律。
出钱之令无有也。
九州之贡所以给邦用,后世奇技淫巧之供无有也。
四海之贡所以表向化,后世珍禽瑰宝之献无有也。
达河之道所以通贡篚,后世飞刍挽粟之役无有也。
山川之奠所以秩命祀,后世设险守国之计无有也。
六府之修所以养民生,后世山林川泽之禁无有也。
土姓之锡所以褒有德,后世强干弱枝之虑无有也。
武卫之奋所以戒不虞,后世拓土开边之举无有也。
声教之讫所以大无外,后世招来诱致之术无有也。
想其时民安物阜,别有一天地,其君若臣亦皆心天地之心。
觉三代以降,号称善治者,犹未免为小康之事,衰世之意。
《礼运》首述孔子之言,先儒疑为老庄之绪余,由今思之,殆不然也。
学者熟读《禹贡》而有得焉,非惟知识日进于高明,抑且心术渐登于淳古。
己卯,余复入帝城,谒大司徒吉水李公,以《禹贡锥指》就正。
公览之,喜曰:是书博而不杂,精而能赅,不惟名物殚洽,兼得虞夏传心之要,出以问世,谁曰不宜。
余负墙而谢。
今春,公寓书天津,以示刘侍御西谷先生,先生一见称赏,谓从来所未有,复于李公序而行之,诚异数也。
嗟乎,积病无憀,终日仰面看屋梁,著书当时,聊代萱苏,今乃重灾梨枣,詅音令。
痴符之诮,其能免乎?
康熙辛巳夏五,德清胡渭元名渭生,字胐明,一字东樵。敬述于御河舟次。